東道國主權債務危機背景下中國承包商的應對路徑（一）

*本文為《東道國主權債務危機背景下中國承包商的應對路徑》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請見後續文章。

2022年7月5日，斯裡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宣稱斯裡蘭卡已經破產，其經濟危機預計將至少持續到2023年底。斯裡蘭卡每年GDP只有800億美元，對外違約負債已經達510億美元，在此背景下，其宣布暫停所有外債償還。對於在斯裡蘭卡投資建設的企業尤其是中資企業來說，斯裡蘭卡破產意味著債權無法實現，擬投產或在建項目何去何從成為難題。

在後疫情疊加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東道國主權債務危機顯現並非個案。本文將分析“一帶一路”國家主權債務的情況、主權債務危機成因和化解，並對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國承包商面對東道國主權債務危機時的解決路徑提出初步方案。

主權債務也稱公共債務，是指一國以自己的主權為擔保向外（不管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向世界銀行，還是向其他國家）借來的債務，一般包括政府所欠債務和由政府擔保的私有主體所欠債務兩類。公共債務的涵蓋範圍，既包括公共債務主體所欠的內債，也包括外債。在所欠外債中，既包括欠外國政府及國際組織的債務，也包括欠外國私營部門的債務。如果債務比重大幅度增加，未來可能面臨無法償還的風險，這就是主權債務危機[1]。

主權債務危機的實質是國家債務信用危機。一般對債務風險的判斷都是基於國債負擔率、債務依存度、赤字率、償債率這樣一些指標。國債負擔率又稱國民經濟承受能力，是指國債累計餘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這一指標著眼於國債存量，反映了整個國民經濟對國債的承受能力[2]。國際公認的國債負擔率的警戒線為發展中國家不超過45%，發達國家不超過60%[3]。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數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不含中國）的公共債務規模近年來一直在穩步上升，償債成本也在快速上升，大約60%的低收入國家目前正處於或可能出現債務危機。疫情期間，財政赤字增加和債務積累的速度要遠遠快於過去經濟衰退中最初幾年的速度，包括最嚴重的兩次經濟衰退：“大蕭條”和全球金融危機。其規模，僅有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可與之相提並論。

根據IMF全球債務數據庫的數據，全球債務在2020年躍升了28個百分點，達到全球GDP的256%。政府債務增量占到全球債務增量的大約一半，其餘來自非金融企業和家庭的私人債務。目前，公共債務占全球債務總額的近40%，為近60年以來的最高比例[4]。自2007年以來，公共債務的累積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各國政府面臨的兩大經濟危機——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機，然後是新冠疫情危機。

2020與2007年世界各國中央政府債務率[5]

關於償債能力，從宏觀角度看，國際上通行的衡量外債規模的指標包括：(1)債務率(debt-ratio)。債務率是指年末外債餘額與當年貨物和服務貿易外匯收入之比，用以反映一國國際收支口徑的對外債總餘額的承受能力，警戒線為100%。(2)負債率(liability ratio)。負債率是指外債餘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用以反映國民經濟狀況與外債餘額相適應的關系，警戒線為20%。(3)償債率，也稱外債償還率(debt service ratio)。為當年中長期外債還本付息額加上短期外債付息額與當年貨物和服務項下外匯收入之比，用以反映一個國家當年所能夠承受的還本付息能力，警戒線為20%。

據筆者在IMF全球債務數據庫統計數據進行檢索的結果顯示，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債務率、負債率以及償債率的表現：首先，在債務率方面普遍超過國際警戒線標準，甚至有些國家，例如：亞美尼亞、摩爾多瓦、蒙古、吉爾吉斯斯坦等14 個國家均在200%；蒙古、不丹、黑山這三個國家的債務水平更是達到了300%以上，債務違約風險高。其次，在負債率方面，通過沿線各國的當年外債總額存量和當年GDP的比值與警戒線20%比較，發現沿線國家對外債依賴程度普遍較高，除緬甸、阿富汗、孟加拉國、印度的負債率水平低於公認標準，其餘均超過了警戒線。最後，在償債率方面，發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償債率水平普遍較好，超七成國家在警戒線以下，在警戒線以上的國家有亞美尼亞、蒙古、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黑山、塞爾維亞、巴基斯坦、斯裡蘭卡、土耳其與黎巴嫩共十個國家，其中黑山與塞爾維亞的償債率在25%—30%之間，其餘8 個國家則大於危險線30%，債務違約風險較大[6]。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陷入嚴重的外債危機。

從外部原因來看，20世紀70年代歐美國家經濟陷入“滯脹”，與此同時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金融自由化水平提高、浮動匯率制度建立，大量國際資本出於追求高額利潤的本性從該地區流向拉美地區。

從內部原因來看，拉美國家在經濟起步階段國內儲蓄水平較低，本國資本金比較匮乏。為了加速本國經濟的發展，擴大投資規模，加快資本積累，這些國家普遍選擇以舉借外債的方式發展本國經濟，外債積累過於迅速是這一地區國家的普遍現象。1979年世界經濟形勢惡化，歐美國家相繼采取緊縮政策，利率的提高吸引國際資本從拉美國家向歐美地區回流，使得拉美國家的借貸成本不斷提高，造成該地區很多國家負債累累。

1982年以墨西哥宣布無力償還外債為標志，拉美國家相繼爆發嚴重的債務危機。阿根廷應對外債危機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在1987年10月開始債轉股，由外國企業以一定的折扣率購買銀行的債權，然後外國企業到該國中央銀行將此債權兌換成當地貨幣，用於購買企業的股權，其結果是債權轉換為股權，分期償還的本息得以免除，外國企業將獲取直接投資回報。

由於擔心匯率不穩定和通貨膨脹而進展緩慢，直到1989年債轉股才開始大規模進行。阿根廷的債轉股沒有明顯的地區或部門優先，但優先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區（阿根廷的首都和最大城市）的出口導向項目。阿根廷最初不允許購買債務票據，後來將這種購買限制在私有化方面，且必須通過專門的基金進行，對紅利和投資的匯出有著嚴格的限制。1989年，結合私有化計劃以及Eetel電話公司和阿根廷航空公司的出售，該計劃得到了很快發展。截止到1990年底，阿根廷債轉股累計達到107億美元[7]。

2009年年底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將超過12%，隨即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均下調了希臘主權評級[8]。

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原因首先歸因於內部因素。希臘在加入歐盟之前就已經背負了巨額債務，為了滿足加入歐盟的硬性要求，在較短的時間內降低了財政。在歐盟發現希臘不守承諾的行為後，隨即不再對希臘進行服務性質的幫助，這也導致希臘產生了高額的負債，比率超過了國際標準的9倍左右。

其次，從外部因素來看，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極大地打擊了希臘的經濟，債務危機接踵而至。危機的初期，歐盟做出相應的救濟制度，緩慢地降低了金融資產的風險和對其的不利因素，希臘也因此受益。但之後歐洲國家無法支撐這樣的經濟縮減狀態，只能放棄救濟制度，而希臘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之下，只能通過外債來穩固國內的財政穩定。

最後，希臘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該國經濟競爭力相對較弱，經濟發展水平在歐洲國家中相對較低，經濟以旅遊業為主。金融危機以後，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急劇減少，對希臘也造成了很大影響。另外，由於希臘出口減少，進口增加，歐洲長期經濟下滑導致資金外流，只能靠舉債維持生計[9]。

希臘財政部長赫裡斯托斯·斯泰庫拉斯日前宣布，希臘已全部還清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後一筆19億歐元救助貸款，比計劃還款日期提前兩年。

2010年以來，遭遇嚴重債務危機的希臘陸續從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超過2600億歐元的救助貸款。自2019年起，希臘開始提前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貸款，此舉為希臘共節省了2.3億歐元的利息支出。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宣布，將希臘的長期主權信貸評級從BB調整為BB+。同時，國外對希臘的投資在一年之內增加了74.3%[10]。

實習生孫慧平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