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华发法总田丰：如何把控千亿项目的法律流程

文：刘琦

来源：方圆律政

田丰说话语速不快，但每一句话都会讲到点上，他能平心静气地讲一个多小时的法律知识，并且用大白话的形式让听者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话题。

作为珠海华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发”）法务审计中心总经理，除了日常的法务工作，田丰还时常在法律圈刷刷存在感。最近，他受邀参加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硕士项目十五周年庆典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听众讲解了中国民商事立法的内容，回国后，又参与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开了近8个小时的仲裁庭。

如此紧凑的安排，田丰依然应付的很自如。他说凡事付出越多感情越深，就像是在攻读博士期间写下的座右铭：今天吃多大苦，明天就有多大甜。在他的法务事业里，不仅充满了探索和研究，还饱含了那份对法律事业的执着。

方圆：你是如何步入法律行业的？

田丰：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部门给领导做秘书，业余时间总想学点什么，思来想去最终选择了自学英语。可以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我当时的学习状态，背单词，记语法，满墙都是小卡片，为了记住更多的单词，我每天晚上边走路边背单词，一晚上可以转大半个城。又先后跟随一位英国外教、一位美国外教练习口语。

后来辞职下海去外资所做律师，当时工作节奏比较快，也想停下来思考一下未来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于是我去云南旅游了一趟，旅行中我突发奇想，既然自己会英语，去做个英语导游如何？一边可以游山玩水，一边也可以有不错的收入。

做导游时，我曾经接待过一批美国飞虎队的老年团，他们年轻时在云南当过志愿者，现在想回云南故地重游。其中有一位团员是美国著名的律师，他和我聊起了自己转行做律师的故事，后来知道我也是学法律的，他语重心长地说：“go back to law。”正是他这句话点醒了我，学法律的人，最后还是应该回归到法律的怀抱。

方圆：重新回到法律行业，是种什么感觉？

田丰：放弃导游行业，我与几个朋友成立了一家律所，但是由于当时云南经济不是很发达，刚刚起步的小所很难维持生存状态，为了能够正常运营下去，我利用自己会英语的优势创办了一家英语学校，没想到很多政府机关的学员都过来听课，当地的电视台也进行了报道。

直到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可以加入云南省工商事务所，这家机构专门做国企改制业务，我想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接触一些比较大的项目。所以我果断放弃了英语学校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法律事业中，并且参与了许多云南省大企业的改制法律服务。在一些大型的法律项目当中，积攒了做业务的经验，我也慢慢发现了自己对法律事业的热衷。

方圆：如何想到从律师行业转型到公司法务的？

田丰：这个阶段没有刻意的安排，可以说过渡得很自然。2003年也算是我正式开始接触法务工作，当时云南建工集团接手了老挝万象五星级酒店建设，急需找到一名既懂法律，英语又好的律师，云南建工集团多方打听之后找到了我，就这样，我就开启了法务事业之路。

当时我是云南建工集团为其在国际上已经中标的老挝万象五星级酒店建设总承包项目特聘的法律顾问。作为项目部唯一能用英语工作的人员，承担起了翻译工作的重任，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作为项目总法律顾问和翻译总负责人，协助中方处理了所有的法律事务和对外沟通事务。

该项目是老挝政府为承办2004年第十届东盟首脑会议而建设的全国第一座五星级酒店，包括附设的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投资方是马来西亚一家私人公司，中方作为总承包商，因此合同文本的起草是在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的标准文本基础上编纂起来的系列文件，适用英国建筑规范，工作语言是英语。面对一寸多厚的英文合同文件，中方管理团队十分为难，翻译公司完成的中译本基本不能用，作为第一次在国外拿到重要商业性施工项目的中方企业，又是第一次接触如此复杂的合同管理模式操作项目，可以说面临着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局面。

所有的沟通（包括索赔、通知、签证等）和协议、纪要等均须以书面作出，每天各方往来的文件数量之多，这些文件都由我先以英文撰写，再译成中文给项目经理审阅，定稿后发出，或将他方来件译成中文，再与管理层商定回函。不到一年，我的十指指尖磨起了厚厚的老茧，带去的笔记本电脑键盘也被磨秃了。

方圆：有没有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田丰：项目实施地老挝的工业薄弱，酒店所需材料设备几乎全都依赖从中国、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进口，基础设施极其落后，长途运输十分不便。国内物资需从昆明组织货源，公路一路往南从磨憨口岸进入老挝，大部分是盘山公路，许多地段弯急坡陡，很容易出现事故。

高强度的工作也需要调派外国工人进入老挝，四十几度的炎热的气候，频发的台风和暴雨，随时影响着施工的进程，合同约定的工期满打满算只有11个月，这些外部因素都让这个项目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

作为第十届东盟首脑会议接待和活动的重要地点，一旦不能保质保期地完工交付使用，将会使第一次承办如此高规格国际会议的老挝政府在国际上丢面子，中国也逃不掉遭人议论。这就意味着，我正在做的事情不简简单单是法务的工作，更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压力很大。

湄公河边的资金链断裂带来三重法律难题

田丰：过程不算顺利。项目进展到一半的时候，投资方的资金链突然断了，让所有人都陷入了紧张与不安之中，在我将第一份书面建议函发给公司，详列了索赔的事项和依据并与集团最高领导和项目部主要领导前往马来西亚调查和谈判。

2200万美元的工程项目，如果半途而废的话后果将如何，类似问题每天都在我的脑子里盘旋，加上因为项目暂时停工的问题，施工方和工人之间也发生了多起冲突。那些天我常徘徊在河边的沙滩上，望着激流汹涌的河面，不禁感慨：“湄公河啊，你是要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丰碑呢，还是要把我们葬送在这里？”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一次次以声言停工向有关各方施压。

方圆：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田丰：经过多方商议之后，业主决定用土地作为抵押进行贷款，马来西亚进出口银行也接受这个抵押品。此方案若放在我国法律制度下，自然是不成问题的。根据我国法律，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可以自由抵押给银行，以取得项目贷款。然而在老挝这却是一个大问题：根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土地法》此方案面临三重法律障碍：一是本项目的土地是业主从政府租来的，是租赁关系的标的而非物权标的；二是本项目的业主是公司而非个人，公司不能用土地做交易；三是本项目业主控制人是外国人，拟抵押的受益人也是外国人。三个因素都决定了项目土地不可能设定抵押，更别提抵押给外国银行了。好在最后老挝政府同意以东昌酒店在建工程和所占土地抵押给马来西亚进出口银行，贷款协议得以签署，1400万美元剩余建设资金就这样彻底解决了。

方圆：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感觉如何？

田丰：在老挝项目惊心动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仅处理了许多法律方面的事情，还周旋于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工作，让我瞬间衰老了十岁，头发也稀薄了很多。我觉得做法务太不容易了，想为企业做点贡献真的是太辛苦了，法务的工作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混下去的。

田丰：2005年仲夏，我如愿以偿地踏上了赴美攻读法学硕士的行程，波音747巨大的引擎轰鸣着一跃而起，载着我的梦想飞向了大洋彼岸。记得刚到美国时，常被问起在中国已经过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来美国读书？

其实出国镀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有十年律师执业经验的人来说，也已经不必用这层金纸求职了，尤其刚刚结束老挝东昌酒店项目上一年多的奋战，也足以让我回到昆明安居乐业，湄公河的黄沙尚未洗净，为何再次背起行囊呢？

不能不说，是老挝的经历刺激了留学欲望。那个在FIDIC基础上经过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按照英国建筑规范改造了的国际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在经历了人们能够想到的和想不到的几乎所有困难和风险，渡尽劫波之后终于变成一座豪华酒店，骄傲地屹立在美丽的热带城市万象的湄公河畔，并成功接待了东盟“10+3”峰会。

我作为中方首席法律顾问，深深感到由于对国际法律和行业惯例等知识的储备不足所带来的压力。对于中国内地的律师来说，广泛应用于国际商务领域的英美法系合同制度更是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我虽然夜以继日边干边学，并最终为客户成功索赔到最后一美元工程款，却是在焦灼不安中度过了每一个夜晚。在与十几个国家的对手打交道中时时渴望着要能静下心来系统学习一番就好了。

方圆：美国的留学生活怎样？

田丰：到美国前，本以为凭着自己与美国人十几年打交道的经历，以及对好莱坞大片的兴趣，对美国已相当了解了。然而，到了美国，却还是处处感觉到新奇，时时经受着冲击。我所入读的学校是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该校建于1820年，是全州最老的公立大学。我选修的课程都围绕着这样两个原则：一是有助于全面理解美国法律制度和理念；二是结合自己的业务有重点地选修实践性强的学科。为此，我主要学习了美国合同法、国际经济法（包括WTO制度）、国际贸易法、律师实务、房地产法，以及合同起草技术等专业训练课程。

美国法学院教育以实践性强而闻名于世，甚至有著名学者提出，要把美国的法学院打造成训练一流法律工匠的作坊，实践性的突出表现就是案例教学，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围绕案例进行的。为了不至于在课堂上出丑，我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里，若看不完两三百页的大部头教材，第二天上课就像是听天书。

田丰：2007年回国之后，珠海最大国企改制上市不久的华发股份，正在组建法务部，我被“挖”了过去，成为法务部的负责人。

2009年，珠海市政府把一个很大的市政项目交给华发集团，要建设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这是一个预计会投资1000亿的重大项目，关乎珠海整个经济的发展，目前我们仅用了五年时间，将珠海国际会议中心，珠海国际展览中心，一座超五星级的和一个五星级酒店，国家甲级写字楼，珠海音悦台，歌剧院已经搭建完成。

这五年的时间，我们的工作口号就是5+2，白加黑，拼命加班，拼命赶工期，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到合法合规，对于法务部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这期间，2012年，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底在珠海横琴新区正式注册设立，我受命组建法务部并担任了珠海金控的法务总经理一职，但始终负责这个千亿大项目的法务工作。

田丰：所有项目都要签合同，所有项目都要进行合同审查，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还不能出现纰漏。在项目开始前夕，业务部门的同事每天有许多业务谈判，一旦谈判成功，需要签署合作合同，这些合同需要法务部门起草和审查，不同的项目需要起草不同的合同，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时间紧迫，为此我们整个法务部的压力都很大。

在制定合同的时候，还需要考虑风险防控、仲裁管辖地等方面的问题，另外，这个项目是在全球进行招商，希望把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公司都招商进来参与中央新区的建设项目，但是很多国外的企业总部在纽约、伦敦等地，一旦达成合作，对方会要求按照当地的合同模板来签署合同，这些模板中许多条款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法务部需要使劲和对方磨，争取按照我们的合同方式来签。

方圆：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来解决这种中外合同模板差异吗？

田丰：前方有强势的合作伙伴，后面还处于时间的悬崖，又要把合作拿下来，还要对得起自己的法律职业良心，在面临各种严峻的形势之下，或许是法律人特有的那份执着，在紧迫的时间里，我研究出了一套合同事故处理规程，来面对即将发生的各种问题。一个是合同模板，一个是常规流程，既能够保障招标文件手续的严丝合缝，又能够有效规避内部环节出现疏忽的地方。

在十字门中央新区项目中，我一共拟定了三十几份系列的共同模板，这些合同模板可以供各个业务部门使用，根据签订的各项业务内容去套，等业务部门填写完成合同之后再交回法务部修改，第二个成果就是合同事故处理规程，既有标准又有程序。

方圆：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效果怎么样？

田丰：十字门中央商务区项目就像是一列疯狂前进的列车，这辆疯狂前进的列车如何保证不出轨，不翻车，如果没有一套简洁细腻的规程的话，是不行的。比如签约一份合同，从最初双方谈条件开始，就要通知法务部参加，然后起草文件，谁来起草，按照什么标准起草，起草完的成果就是初稿。

即使已经有了以上严密的流程，在最终签署合同的时候，还是出现过拿给客户的合同，不是法务部出具的最终版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务部将最终审定的合同进行签字，盖上骑缝章，然后交由业务部门同事签字，最后法务部会将合同文本做成PDF的电子版发给业务部，所有业务部人员在使用合同的时候，只需要交由行政人员按照最终审定的版本打印出来即可。

有了这样的合同模板和工作机制，业务部门的同事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法务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接地气的，而且是先由业务部门对法务部提出要求，然后法务部来帮他们解决问题。如果法务部门一开始就很强势地向业务部门发出指令的话，就很容易在工作中产生矛盾，现在法务部门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在帮业务部门做事情，在我看来这也是法务部门应该具有的服务精神。

田丰：华发集团业务逐步多元化，先后新增了商贸控股、金融投资、现代服务等板块，为此我奉命又组建了相关板块的法务部。目前兼任着珠海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法务部总经理，以及该集团和若干下属金融机构的监事。

结合本职工作，常在业余做些法律研究，有时出点成果，便受邀担任了暨南大学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民商法律学院教授。教授工作等于是给了自己一个外部压力，保持在日新月异的专业领域内与时俱进。尤其是民商法律学院，在我当年的博士导师之一梁慧星教授的领导下实行学术大师与业界明师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使我在教与学中得到专业上的进一步提升。

在处理法务工作中，有时遇到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我便可以根据所掌握的法理迅速得出基本结论，再指示部门同事朝哪个方向找案例或司法解释。

我在几家仲裁机构担任的仲裁员工作，让我这个以“和平”的合同审查为常态的法务人员，能身处矛盾交锋的庭审之中，感受合同条款背后的种种玄机与风险，也带给我不断的反思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