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華發法總田豐：如何把控千億項目的法律流程

文：劉琦

來源：方圓律政

田豐說話語速不快，但每一句話都會講到點上，他能平心靜氣地講一個多小時的法律知識，並且用大白話的形式讓聽者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話題。

作為珠海華發城市運營投資控股公司（以下簡稱“珠海華發”）法務審計中心總經理，除了日常的法務工作，田豐還時常在法律圈刷刷存在感。最近，他受邀參加了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法學碩士項目十五周年慶典及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來自英美法系國家的聽眾講解了中國民商事立法的內容，回國後，又參與了一個比較重大的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開了近8個小時的仲裁庭。

如此緊湊的安排，田豐依然應付的很自如。他說凡事付出越多感情越深，就像是在攻讀博士期間寫下的座右銘：今天吃多大苦，明天就有多大甜。在他的法務事業裡，不僅充滿了探索和研究，還飽含了那份對法律事業的執著。

方圓：你是如何步入法律行業的？

田豐：大學畢業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部門給領導做秘書，業餘時間總想學點什麼，思來想去最終選擇了自學英語。可以用“瘋狂”兩個字來形容我當時的學習狀態，背單詞，記語法，滿牆都是小卡片，為了記住更多的單詞，我每天晚上邊走路邊背單詞，一晚上可以轉大半個城。又先後跟隨一位英國外教、一位美國外教練習口語。

後來辭職下海去外資所做律師，當時工作節奏比較快，也想停下來思考一下未來的人生之路該如何走，於是我去雲南旅遊了一趟，旅行中我突發奇想，既然自己會英語，去做個英語導遊如何？一邊可以遊山玩水，一邊也可以有不錯的收入。

做導遊時，我曾經接待過一批美國飛虎隊的老年團，他們年輕時在雲南當過志願者，現在想回雲南故地重遊。其中有一位團員是美國著名的律師，他和我聊起了自己轉行做律師的故事，後來知道我也是學法律的，他語重心長地說：“go back to law。”正是他這句話點醒了我，學法律的人，最後還是應該回歸到法律的懷抱。

方圓：重新回到法律行業，是種什麼感覺？

田豐：放棄導遊行業，我與幾個朋友成立了一家律所，但是由於當時雲南經濟不是很發達，剛剛起步的小所很難維持生存狀態，為了能夠正常運營下去，我利用自己會英語的優勢創辦了一家英語學校，沒想到很多政府機關的學員都過來聽課，當地的電視臺也進行了報道。

直到2000年的時候，有一個機會可以加入雲南省工商事務所，這家機構專門做國企改制業務，我想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接觸一些比較大的項目。所以我果斷放棄了英語學校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法律事業中，並且參與了許多雲南省大企業的改制法律服務。在一些大型的法律項目當中，積攢了做業務的經驗，我也慢慢發現了自己對法律事業的熱衷。

方圓：如何想到從律師行業轉型到公司法務的？

田豐：這個階段沒有刻意的安排，可以說過渡得很自然。2003年也算是我正式開始接觸法務工作，當時雲南建工集團接手了老挝萬象五星級酒店建設，急需找到一名既懂法律，英語又好的律師，雲南建工集團多方打聽之後找到了我，就這樣，我就開啟了法務事業之路。

當時我是雲南建工集團為其在國際上已經中標的老挝萬象五星級酒店建設總承包項目特聘的法律顧問。作為項目部唯一能用英語工作的人員，承擔起了翻譯工作的重任，在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我作為項目總法律顧問和翻譯總負責人，協助中方處理了所有的法律事務和對外溝通事務。

該項目是老挝政府為承辦2004年第十屆東盟首腦會議而建設的全國第一座五星級酒店，包括附設的國際會議中心。項目投資方是馬來西亞一家私人公司，中方作為總承包商，因此合同文本的起草是在馬來西亞建築師協會的標準文本基礎上編纂起來的系列文件，適用英國建築規範，工作語言是英語。面對一寸多厚的英文合同文件，中方管理團隊十分為難，翻譯公司完成的中譯本基本不能用，作為第一次在國外拿到重要商業性施工項目的中方企業，又是第一次接觸如此複雜的合同管理模式操作項目，可以說面臨著十分具有挑戰性的局面。

所有的溝通（包括索賠、通知、簽證等）和協議、紀要等均須以書面作出，每天各方往來的文件數量之多，這些文件都由我先以英文撰寫，再譯成中文給項目經理審閱，定稿後發出，或將他方來件譯成中文，再與管理層商定回函。不到一年，我的十指指尖磨起了厚厚的老繭，帶去的筆記本電腦鍵盤也被磨禿了。

方圓：有沒有一些難以克服的問題？

田豐：項目實施地老挝的工業薄弱，酒店所需材料設備幾乎全都依賴從中國、泰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家進口，基礎設施極其落後，長途運輸十分不便。國內物資需從昆明組織貨源，公路一路往南從磨憨口岸進入老挝，大部分是盤山公路，許多地段彎急坡陡，很容易出現事故。

高強度的工作也需要調派外國工人進入老挝，四十幾度的炎熱的氣候，頻發的臺風和暴雨，隨時影響著施工的進程，合同約定的工期滿打滿算只有11個月，這些外部因素都讓這個項目成為一塊難啃的骨頭。

作為第十屆東盟首腦會議接待和活動的重要地點，一旦不能保質保期地完工交付使用，將會使第一次承辦如此高規格國際會議的老挝政府在國際上丟面子，中國也逃不掉遭人議論。這就意味著，我正在做的事情不簡簡單單是法務的工作，更有一種使命感在裡面，壓力很大。

湄公河邊的資金鏈斷裂帶來三重法律難題

田豐：過程不算順利。項目進展到一半的時候，投資方的資金鏈突然斷了，讓所有人都陷入了緊張與不安之中，在我將第一份書面建議函發給公司，詳列了索賠的事項和依據並與集團最高領導和項目部主要領導前往馬來西亞調查和談判。

2200萬美元的工程項目，如果半途而廢的話後果將如何，類似問題每天都在我的腦子裡盤旋，加上因為項目暫時停工的問題，施工方和工人之間也發生了多起沖突。那些天我常徘徊在河邊的沙灘上，望著激流洶湧的河面，不禁感慨：“湄公河啊，你是要讓我們在這裡建立豐碑呢，還是要把我們葬送在這裡？”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能一次次以聲言停工向有關各方施壓。

方圓：最後問題解決了嗎？

田豐：經過多方商議之後，業主決定用土地作為抵押進行貸款，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也接受這個抵押品。此方案若放在我國法律制度下，自然是不成問題的。根據我國法律，土地使用權和在建工程可以自由抵押給銀行，以取得項目貸款。然而在老挝這卻是一個大問題：根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國憲法》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國土地法》此方案面臨三重法律障礙：一是本項目的土地是業主從政府租來的，是租賃關系的標的而非物權標的；二是本項目的業主是公司而非個人，公司不能用土地做交易；三是本項目業主控制人是外國人，擬抵押的受益人也是外國人。三個因素都決定了項目土地不可能設定抵押，更別提抵押給外國銀行了。好在最後老挝政府同意以東昌酒店在建工程和所占土地抵押給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貸款協議得以簽署，1400萬美元剩餘建設資金就這樣徹底解決了。

方圓：做完這個項目之後，感覺如何？

田豐：在老挝項目驚心動魄的一年多時間裡，我不僅處理了許多法律方面的事情，還周旋於各種複雜的關系之中，大量的腦力和體力工作，讓我瞬間衰老了十歲，頭發也稀薄了很多。我覺得做法務太不容易了，想為企業做點貢獻真的是太辛苦了，法務的工作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混下去的。

田豐：2005年仲夏，我如願以償地踏上了赴美攻讀法學碩士的行程，波音747巨大的引擎轟鳴著一躍而起，載著我的夢想飛向了大洋彼岸。記得剛到美國時，常被問起在中國已經過得很好了，為什麼還要來美國讀書？

其實出國鍍金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特別是對於一個已經有十年律師執業經驗的人來說，也已經不必用這層金紙求職了，尤其剛剛結束老挝東昌酒店項目上一年多的奮戰，也足以讓我回到昆明安居樂業，湄公河的黃沙尚未洗淨，為何再次背起行囊呢？

不能不說，是老挝的經曆刺激了留學欲望。那個在FIDIC基礎上經過馬來西亞建築師協會按照英國建築規範改造了的國際工程總承包合同項目，在經曆了人們能夠想到的和想不到的幾乎所有困難和風險，渡盡劫波之後終於變成一座豪華酒店，驕傲地屹立在美麗的熱帶城市萬象的湄公河畔，並成功接待了東盟“10+3”峰會。

我作為中方首席法律顧問，深深感到由於對國際法律和行業慣例等知識的儲備不足所帶來的壓力。對於中國內地的律師來說，廣泛應用於國際商務領域的英美法系合同制度更是常常讓人摸不著頭腦。我雖然夜以繼日邊幹邊學，並最終為客戶成功索賠到最後一美元工程款，卻是在焦灼不安中度過了每一個夜晚。在與十幾個國家的對手打交道中時時渴望著要能靜下心來系統學習一番就好了。

方圓：美國的留學生活怎樣？

田豐：到美國前，本以為憑著自己與美國人十幾年打交道的經曆，以及對好萊塢大片的興趣，對美國已相當了解了。然而，到了美國，卻還是處處感覺到新奇，時時經受著沖擊。我所入讀的學校是印第安納大學法學院，該校建於1820年，是全州最老的公立大學。我選修的課程都圍繞著這樣兩個原則：一是有助於全面理解美國法律制度和理念；二是結合自己的業務有重點地選修實踐性強的學科。為此，我主要學習了美國合同法、國際經濟法（包括WTO制度）、國際貿易法、律師實務、房地產法，以及合同起草技術等專業訓練課程。

美國法學院教育以實踐性強而聞名於世，甚至有著名學者提出，要把美國的法學院打造成訓練一流法律工匠的作坊，實踐性的突出表現就是案例教學，幾乎所有的課程都是圍繞案例進行的。為了不至於在課堂上出醜，我幾乎所有的課餘時間泡在圖書館裡，若看不完兩三百頁的大部頭教材，第二天上課就像是聽天書。

田豐：2007年回國之後，珠海最大國企改制上市不久的華發股份，正在組建法務部，我被“挖”了過去，成為法務部的負責人。

2009年，珠海市政府把一個很大的市政項目交給華發集團，要建設珠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這是一個預計會投資1000億的重大項目，關乎珠海整個經濟的發展，目前我們僅用了五年時間，將珠海國際會議中心，珠海國際展覽中心，一座超五星級的和一個五星級酒店，國家甲級寫字樓，珠海音悅臺，歌劇院已經搭建完成。

這五年的時間，我們的工作口號就是5+2，白加黑，拼命加班，拼命趕工期，還要在有限的時間裡做到合法合規，對於法務部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

這期間，2012年，珠海金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2012年7月底在珠海橫琴新區正式注冊設立，我受命組建法務部並擔任了珠海金控的法務總經理一職，但始終負責這個千億大項目的法務工作。

田豐：所有項目都要簽合同，所有項目都要進行合同審查，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還不能出現纰漏。在項目開始前夕，業務部門的同事每天有許多業務談判，一旦談判成功，需要簽署合作合同，這些合同需要法務部門起草和審查，不同的項目需要起草不同的合同，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時間緊迫，為此我們整個法務部的壓力都很大。

在制定合同的時候，還需要考慮風險防控、仲裁管轄地等方面的問題，另外，這個項目是在全球進行招商，希望把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公司都招商進來參與中央新區的建設項目，但是很多國外的企業總部在紐約、倫敦等地，一旦達成合作，對方會要求按照當地的合同模板來簽署合同，這些模板中許多條款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所以法務部需要使勁和對方磨，爭取按照我們的合同方式來簽。

方圓：有什麼特殊的辦法來解決這種中外合同模板差異嗎？

田豐：前方有強勢的合作夥伴，後面還處於時間的懸崖，又要把合作拿下來，還要對得起自己的法律職業良心，在面臨各種嚴峻的形勢之下，或許是法律人特有的那份執著，在緊迫的時間裡，我研究出了一套合同事故處理規程，來面對即將發生的各種問題。一個是合同模板，一個是常規流程，既能夠保障招標文件手續的嚴絲合縫，又能夠有效規避內部環節出現疏忽的地方。

在十字門中央新區項目中，我一共擬定了三十幾份系列的共同模板，這些合同模板可以供各個業務部門使用，根據簽訂的各項業務內容去套，等業務部門填寫完成合同之後再交回法務部修改，第二個成果就是合同事故處理規程，既有標準又有程序。

方圓：具體是如何操作的，效果怎麼樣？

田豐：十字門中央商務區項目就像是一列瘋狂前進的列車，這輛瘋狂前進的列車如何保證不出軌，不翻車，如果沒有一套簡潔細膩的規程的話，是不行的。比如簽約一份合同，從最初雙方談條件開始，就要通知法務部參加，然後起草文件，誰來起草，按照什麼標準起草，起草完的成果就是初稿。

即使已經有了以上嚴密的流程，在最終簽署合同的時候，還是出現過拿給客戶的合同，不是法務部出具的最終版本。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法務部將最終審定的合同進行簽字，蓋上騎縫章，然後交由業務部門同事簽字，最後法務部會將合同文本做成PDF的電子版發給業務部，所有業務部人員在使用合同的時候，只需要交由行政人員按照最終審定的版本打印出來即可。

有了這樣的合同模板和工作機制，業務部門的同事非常高興，因為我們法務部做的這些事情都是很接地氣的，而且是先由業務部門對法務部提出要求，然後法務部來幫他們解決問題。如果法務部門一開始就很強勢地向業務部門發出指令的話，就很容易在工作中產生矛盾，現在法務部門起到的作用其實是在幫業務部門做事情，在我看來這也是法務部門應該具有的服務精神。

田豐：華發集團業務逐步多元化，先後新增了商貿控股、金融投資、現代服務等板塊，為此我奉命又組建了相關板塊的法務部。目前兼任著珠海金融投資控股集團法務部總經理，以及該集團和若幹下屬金融機構的監事。

結合本職工作，常在業餘做些法律研究，有時出點成果，便受邀擔任了暨南大學法治化營商環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民商法律學院教授。教授工作等於是給了自己一個外部壓力，保持在日新月異的專業領域內與時俱進。尤其是民商法律學院，在我當年的博士導師之一梁慧星教授的領導下實行學術大師與業界明師相結合的教學模式，使我在教與學中得到專業上的進一步提升。

在處理法務工作中，有時遇到一些複雜的法律問題，我便可以根據所掌握的法理迅速得出基本結論，再指示部門同事朝哪個方向找案例或司法解釋。

我在幾家仲裁機構擔任的仲裁員工作，讓我這個以“和平”的合同審查為常態的法務人員，能身處矛盾交鋒的庭審之中，感受合同條款背後的種種玄機與風險，也帶給我不斷的反思和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