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合同解除类改发案件裁判要点

01.

在审理涉及双务合同解除的案件时，应否严格基于原告的请求权做出裁判？

裁判观点：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9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双务合同解除类案件时，应参照纪要第36条的程序和要求对当事人进行释明，告知原告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告知被告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对于合同解除的后果一并予以处理。

基于上述规定，在因双务合同引发的诉讼中，原告起诉请求解除合同，被告主张继续履行，或者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而被告主张解除合同，法院判决合同解除的，要特别注意对合同解除的后果应一并处理，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当依职权向当事人明确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

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审理中应注意哪些要点？

裁判观点：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违约方起诉主张解除合同的案件时，应注意以下要点：

第一，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有利于破除合同僵局，实现实质正义，但须严格把握适用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履行已形成僵局，系争合同继续履行既非必要，也无现实可能，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若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而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在此情况下，法院可以判决双方终止合同。

第二，法院基于上述理由以判决方式终止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基于当事人享有的解除权，而是基于司法终止权，二者不应混淆。建议在判决主文中采用以下表述方式：“确认原告xx与被告xx于x年x月x日签订的《xx合同》于xxx之日起终止”。

第三，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是形成诉权，只能通过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请求，不能通过向对方送达通知的方式行使，因此，法院应避免以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的时间点作为终止双方权利义务的日期，此种做法系解除权意思表示到达主义的惯性延伸，等同于认可了违约方享有解除权，难以体现出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审判实务中，法院多以“一审判决生效之日”“二审判决作出之日”作为判决主文中合同终止的时间点。

第四，违约方不应因其违约行为而获利，也不得因合同解除而逃避违约责任。违约方在提起诉讼时往往否认自己的违约行为而主张对方违约并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此时，法院应审慎处理终止合同关系后的责任承担问题。特别是在经法院释明后，被告坚持不对原告的违约责任提起反诉的情形下，法院亦应基于原告的损失赔偿请求，全面查明合同履行情况，避免出现违约方获利的情况。

第五，赋予违约方诉请终止合同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但在一些长期继续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审理过程中，作为违约方的承租人、承包方向法院诉请解除合同，从起诉到裁判生效，有时耗时较长，不能有效地将非恶意违约方从已经失去履行利益的合同中解脱出来，因此，对于承租人弃租、承包方撤离情形下的合同纠纷，法院应考虑适用减损规则，以更有效地遏制出租人、发包方扩大损失，甚至是追求不当利益的情形，切实促进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

03.

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被告未对原告的违约责任提出反诉，应否对双方的违约责任一并处理？

裁判观点：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限定了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诉请作出裁判。尽管在涉及合同解除与否的诉讼中，合同解除的原因属于必须查明的事实，原告作为提起诉讼的一方也可能是违约方，需要对合同解除后果承担责任，但是在被告仅对其因合同解除遭受的损失进行抗辩但未提起反诉的情况下，法院直接对原告的违约行为进行审理认定，实际上是代被告对要求原告承担何种违约责任作出了选择，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和辩论权利，同时也会使得判决既判力不当扩张。

此种情况下，宜行使释明权询问当事人是否于本案中提出反诉以便合并审理，或者对原告的违约责任在裁判中告知被告另行主张。

04.

合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解除后的赔偿金额协商一致，违约方在诉讼中辩称该金额过高，如守约方的证据显示其实际损失确低于该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对赔偿金额进行调整？

裁判观点：对违约金过高争议的判断，原则上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予以综合判断。合同双方作为商事主体，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赔偿金额协商一致，是双方对解除后果和违约责任的再次确认，目的在于降低评估、鉴定、协商等情况下的时间、金钱成本，尽快从损失赔偿纠纷中解脱出来。

即使约定的赔偿金额过高，也是违约方自身能够预见并自愿承担的违约成本，故若无可撤销、无效等事由，或严重违反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并导致利益严重失衡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应再进行调整，否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

05.

合同解除后，预期利益如何认定？

裁判观点：预期利益是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合同一方主体可以获得的利益，属于法定的违约方应承担的损失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1999年《合同法》）对损失赔偿额中可包含预期利益均持肯定态度，且均规定了“可预见性”原则。预期利益因合同未能继续履行而尚未实际发生，因此，判断预期利益是否存在及其金额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难度。对此，我们认为：

第一，若合同正常履行一方必然获得的价款是合同主体在签订合同时均可以预见到的，故当一方的违约行为阻碍合同继续履行时，另一方必然获得的价款中扣除履行成本的部分属于预期利益范畴，违约方应当赔偿。

第二，合同预期利益作为合同履行可获得的对价，其金额的确定应首先参考合同约定。合同约定的金额一方面是合同主体知晓的内容，属于应当预见到的合同履行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一方获得合同履行价款的计算依据。因此，在一些继续性合同中，后续的预期利益可参考此前已经履行的部分中一方的收益来计算。

第三，主张获得预期利益的一方当事人应对预期利益的存在及金额进行举证，当其举证达到法官相信预期利益存在但对金额无法形成内心确信的程度时，不宜以一方所主张的预期利益计算方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不合理，或者其主张金额缺乏依据为由，对该主张整体不予支持。预期利益金额作为事实问题，人民法院可以列为争议焦点，组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对预期利益金额的确定可结合合同约定、履行事实等进行综合判断。

06.

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违约，对方当事人消极履行是行使抗辩权还是构成违约行为应如何审查认定？

裁判观点：在双务合同中，当一方当事人违约导致解除权条件成就时，对方当事人依法或者依约享有解除权，但基于业务模式的特点、商业风险的判断、履约磋商的经验等，对方当事人不选择行使解除权，而是通过消极履行己方义务的方式，以期达到促使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但从客观上看，该消极履约行为亦与合同约定不符。例如，在问题来源案件中，接受服务一方未依约支付服务费，此时提供服务一方未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是选择降低服务标准以促使对方履行付款义务。

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将消极履约行为视同违约行为，当可明确认定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在先时，对方当事人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前提下为促使合同继续履行而未依约履行义务，如果该行为符合法定或者约定的抗辩权行使条件，则该行为应被认定为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不构成违约。

判断行为是行使抗辩权还是违约，应关注以下问题：系争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约定形成的业务模式、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条件是否成就、行使抗辩权的条件是否成就。需要注意的是，审判实务中的难点在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与守约方行使抗辩权的行为存在行为交叉或在时间上极为接近，此种情形下，法院需要结合上述审理要点对违约方、违约行为作出清晰认定。

07.

一方当事人存在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合同的解除时间是守约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方之时，还是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作出之时？

裁判观点：《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1999年《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均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解除或者行使法定解除权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应当以意思表示达到对方时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合同主体虽然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但该违约行为不是解除合同的表意行为。守约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其诉请依据属于形成权，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溯及至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方时，而不能追溯到违约行为作出之时。

08.

名为托管实为挂靠的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解除，对方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审理中应注意哪些要点？

裁判观点：在建设工程等领域，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规定，有时会选择以“委托”“托管”等名义订立合同，而合同内容的实质是发包人明知实际施工人无资质或故意追求借用资质，其目的在于让无资质的施工人实际履行合同。因该类合同履行发生纠纷时，多由发包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张合同有效，并据此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或追求实现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

此时，人民法院对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与无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效力应作出准确判断。审判实务中，该类借用施工资质的合同一般被认定为无效。在认定系争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合同中关于支付费用、赔偿违约金的具体条款亦归于无效，但就当事人承担的实际损失，法院可以在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损失大小等因素的前提下，对损失赔偿问题作出适当处理。

09.

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未明确其解除合同系行使定作人任意解除权还是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如何处理？

裁判观点：合同法定解除权与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系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存在不同的构成要件，不同的构成要件对应不同的要件事实，审判思路、审理内容也因此各不相同。在当事人未对自己请求权基础进行明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首先行使释明权，而非直接代替当事人作出选择进行裁判。

10.

承揽合同中工作成果已经完成的，能否以质量问题为由行使定作人任意解除权？

裁判观点：一般情况下，不宜直接支持。《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七条规定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则当承揽合同项下工作成果已经完成的，不论承揽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不宜再赋予定作人任意解除权。

《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一条规定，对于承揽定作物的质量问题，定作人可以合理选择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因质量问题所主张的责任方式应当严格按照前述法律的规定予以主张，如果可以通过上述方式救济的，不宜再行支持解除权的行使。当然，如果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弥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则可以适用《民法典》合同通则分编中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予以救济。

11.

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认定合同应予解除，则案涉定作物的归属问题如何解决？

裁判观点：承揽合同满足解除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解除的法律后果，并将需要返还的定作物一并在案件中处理。处理承揽合同解除的后果时应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承揽人作为守约方主张的损失是其应交付定作物对应的全部价款。

第二，承揽人作为守约方主张的损失是扣除其应交付定作物残值后的实际损失。

在第一种情况下，承揽人主张赔偿损失的实质是要求违约的定作人继续履行合同，此时若法院支持承揽人诉请，应一并判决承揽人将定作物交付定作人。在第二种情况下，定作物一般应归承揽人自行处置；需注意在来料加工情形下，对定作物残值的认定应统筹考虑定作人所提供材料的价值。另外，在第一种情况下，法院应根据案情，在必要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已完成、未交付的定作物进行清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