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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法制日報】
本文來源：法制日報—— 改革開放、入世等國家的重要時刻，都是苗壯人生中的重要節點。“我人生中的每一個重要選擇，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他說。 1977年，苗壯12歲。同年，國家恢複高考。 苗壯是“文革”後天津外國語學校通過全市統一考試錄取的第一批中學生。當年天津外國語學校在全天津市只招收80人，考試場面也很壯觀。 “跟高考似的。”苗壯回憶道。 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年代，外國語成為熱門專業還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的事情。當時的熱門還是“數理化”。 苗壯的父親是外交官。父親讀過的書、經過的事，乃至看過的風景、聽過的音樂，都對苗壯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父親肯定是希望我子承父業，同時也看到了國家未來會對外開放，需要大量的外語人才，所以建議我報考外國語學校。”苗壯回憶道。 同樣受父親影響，中學畢業後苗壯去外交學院學國際法。“前幾年母校校慶，印發了一份同學錄，上面有我父親、我太太和我三個人的名字。一家兩代有三個人同為外交學院的校友，這在母校大概是獨一無二的。”苗壯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不過，苗壯並沒有沿著父親為他設定的職業發展路徑走下去。 大學畢業後，苗壯先是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既搞科研又搞管理。在發表了幾篇有分量的學術論文並升至科研處處長後，苗壯又加入了國家開發銀行，任國際合作局歐美業務處處長。 38歲那年，苗壯又一次調整人生航道，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攻讀法學碩士。 回國後，苗壯先後在多家跨國公司從事法務工作並在業餘時間從事法學研究與教學，並在《法制日報》等國家級法律(學)專業報刊發表了許多文章。 “我人生中的每一個重要選擇，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苗壯談到，家庭對他的影響主要在上大學之前，大學畢業後的職業發展路徑主要還是個人志趣使然，並深受時代大潮的影響。 改革開放、入世等國家的重要時刻，也成為苗壯人生中的重要節點。 “我是一個兩棲動物。”苗壯這樣形容自己，“法律與經濟、理論與實務、中國與外國都有所涉獵。這與我的經曆密切相關，沒有任何經曆是虛度的。”苗壯說。 外交學院的“另類”學生 1982年，苗壯考入外交學院。 彼時的中國，改革風起雲湧。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思想活躍，特別關心國家的發展與改革。 大學期間，作為學生幹部的苗壯經常邀請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到學校做講座，其中就包括一些活躍在改革前沿的中青年經濟學家。在他們的影響與指導下，苗壯開始自學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並思考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問題，他還參加了經濟所承擔的國家重點課題“國有企業的改革與效率”的現場調研。 “大學畢業前我就確定了未來工作的方向是財經，具體分兩步走：先搞研究，後做實務。”苗壯說，所以後來自己去經濟所與國開行工作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在當時的外交學院，苗壯算是有點“另類”。同學們畢業後的主要去向一是外交部門，二是外資企業，三是出國留學。 回首往事，苗壯十分感慨：“作為一名非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能在大學畢業後進入經濟所這樣的國家頂級經濟研究機構從事科研與管理工作，這本身就說明當時的用人制度還是‘不拘一格’的。這也並非個別現象，比如當年莫幹山會議的參會資格就是講論文水平，只看論文，不看背景;誰的論文寫得好，誰就能參加會議。” 非經濟專業學生投身財經領域 1988年，苗壯加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作為國家頂級“智庫”，經濟所可謂人才輩出。在孫冶方、許滌新、顧準、劉國光、董輔礽、吳敬琏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倡導下，理論聯系實際蔚然成風。在經濟所工作期間，苗壯經曆了第一次改革浪潮的高潮與第二次改革浪潮的興起。這樣的環境與經曆為他總結改革經驗，觀察與思考改革過程與規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霍姆斯大法官說，法律的本質不是邏輯，而是經驗。經濟也是如此。”苗壯說，“實踐出真知。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與規律，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真總結改革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構建改革的理論。” 從大學時代起，苗壯就開始關注中國經濟改革的戰略問題。他看到，與前蘇聯與東歐國家不同，中國走上了一條漸進的改革道路。通過調查研究，總結改革的經驗，觀察與思考改革的過程與規律，苗壯對中國漸進改革的特點有了全新的認識。 天道酬勤。1992年，剛滿27歲的苗壯在經濟學核心期刊《經濟研究》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經濟專業論文《制度變遷中的改革戰略選擇問題》。此後還相繼在《經濟學動態》等經濟學核心期刊發表了《論中國的漸進改革道路》等學術論文，並在其他經濟類核心報刊中發表了多篇文章、訪談。 在這些文章中，苗壯系統地闡述了他對改革的一般理論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實踐、戰略與路徑的觀點。其中，他的第一篇論文載入了《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一書，還有一些文章被其他刊物轉載，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996年，剛過而立之年的苗壯離開了奮鬥將近8年的社科院，到國家開發銀行工作，進入了國際金融實務這個嶄新的領域。 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甚至在某些高端制造業也已跻身世界領先地位。但在20多年前，中國的制造業還比較落後，許多先進設備需要進口，這就需要銀行提供國際投融資服務。 作為歐美業務處處長，苗壯在日常工作中經常跟歐美的有關專業機構打交道，包括銀行、券商、律所等等。“那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國際先進的高端服務業是什麼狀況。”他說。 在國開行工作期間，苗壯還經曆了國家法制體系建設的提速。隨著中國確定了建設市場經濟這個改革目標，經濟領域的許多重要法律如合同法、證券法、公司法等都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陸續出臺。 在實際工作中，苗壯也切身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而金融產品的本質就是合同。比如，在某種意義上講，銀行貸款業務就是一個借款合同的訂立、變更與履行的過程。” “在這樣的社會與工作背景下，我萌生了回歸法律‘老本行’，從事法務工作的想法。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高度認可。”苗壯回憶道。 回歸法律“老本行”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不但對於中國經濟來說意義重大，對於苗壯而言，也是人生的又一個重大關頭。 “這件事對我的沖擊太大了。我是學國際法的，又是做國際業務的。我知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什麼。今後，大量的外國企業要進入中國，大量的中國企業要走出去。無論對於國家還是企業來說，都需要‘與國際慣例接軌’。看到這樣的趨勢，我迫切感到需要出去學習。”苗壯說。 苗壯回憶，當時自己面臨著兩個選擇：商學與法學。 而學什麼又與做什麼聯系在一起。因此，對專業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未來職業發展方向的選擇。苗壯最終選擇了法學。 俗話說，三十不學藝，四十不轉行。2003年，將屆不惑之年的苗壯離開了他所熟悉的“體制內”，到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讀書，為職業生涯中的再一次轉行作準備。他笑著說，自己是當年入學的學生中年齡最大的。 在法學院的開學典禮上，院長的一句話使苗壯深受觸動：We don’t teach you law，we teach you how to think，think like a lawyer。(我們不教你法律，我們教你如何思考，像個律師那樣思考)。 苗壯非常認同這樣的教學理念。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時侯也曾看到這樣的話：像經濟學家那樣思考。“可見天下學問是相通的。隔行不隔理。”苗壯說。 回國後，苗壯先後在美國、法國、德國等國的跨國公司中工作。在實際工作中，他越發感受到法律思維方式的重要性。無論是審合同、做項目、辦案子，還是帶團隊、做培訓，他都十分重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與“頭腦風暴”式的討論。 苗壯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有的放矢、集思廣益、解決問題，“法務的工作就是要解決問題的”。 “歸根到底，法務的使命是為公司的商業問題提供及時有效的法律解決方案。因此，法務工作應當以商業為中心，以結果為導向，講求效能與效率。”苗壯說。 波斯納大法官說，法律人要“超越法律”。對此，苗壯在工作中也深有體會。 他認為，好的法務工作者應當是複合型人才，要一專多能，不但要懂法律，還要懂經濟，不但熟悉公司的業務，還要了解公司所在行業以及整個宏觀經濟的大勢。只有這樣，才能有戰略頭腦，才能成為法務領導者。 “功夫在畫外。”苗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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