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工後的合同履行，適用情勢變更嗎？

後疫情時代，疫情防控工作進入常態化。那麼，複工後的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是否構成情勢變更，從而影響合同的履行呢？

2019年9月23日，瑞星影院與叁美廣告公司簽訂《影院銀幕廣告項目合同》，約定由該廣告公司購買影院所有映前廣告的獨家招商權、發布權及電影貼片廣告的獨家結算權；合作期間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合同履行了4個月後，因疫情影響，瑞星影院於2020年1月24日暫停營業。暫停營業期間，叁美廣告公司與瑞星影院取得聯系，希望影院能提前3-6個月通知其恢複營業時間。

2020年7月16日，國家電影局發出《關於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有序推進電影院恢複開放的通知》，要求低風險地區可於7月20日有序恢複開放營業，並落實各項防控工作，包括：實行交叉隔座售票，每場上座率不得超過30％，減少放映場次等。

瑞星影院終於等來了恢複營業的這一天。複工當天，瑞星影院將此消息告訴了叁美廣告公司，並通知其可以恢複上刊廣告。

然而，叁美廣告公司卻發來一紙解約函。影院方立刻發函回應，希望雙方能友好協商，在繼續履行的前提下，願意對停業期間至2020年9月30日免收廣告費，對10月1日至12月31日的廣告費用減半。叁美廣告公司認可了這樣的方案，同時雙方就2021年度的合作內容繼續進行著協商。

恢複營業後的一個月內，協商雖然在繼續，但叁美廣告公司未再向瑞星影院提供過廣告片源，也未在合同約定的付款時間支付廣告費。為減少損失，瑞星影院在映前播放了一段非叁美廣告公司代理的廣告。

數個月的協商依舊未有進展，最終，雙方於2020年11月20日解除合同。

為追回廣告費，瑞星影院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令叁美廣告公司按照原合同內容支付欠款240萬餘元（包括2020年1月1日至1月23日的欠款36萬餘元，以及自複工日2020年7月21日至合同解除日2020年11月20日的欠款204萬餘元）。

一審法院經審理後認為，2020年1月1日至1月23日，影院正常運轉，雙方的履約並未受到疫情的影響，故叁美廣告公司應當按約支付欠款36萬餘元。

至於影院複工後至合同解除這一階段的廣告費用，叁美廣告公司也應當支付。但考慮到，疫情確實給雙方當事人的履約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叁美廣告公司怠於履行合同的行為對影院對應期間的廣告空窗具有原因力，但考慮到瑞星影院為了減少損失，確實播放了少量非該廣告公司提供的廣告，具有一定的減損能力。雙方均應當在當時積極溝通，快速解決合同僵局，而非從各自利益出發讓合同僵局久拖不決，遂酌定該期間的廣告費用按雙方約定的50％計收，即102萬餘元。

最終，一審法院判決叁美廣告公司向瑞星影院支付廣告費138萬餘元。

判決後，瑞星影院和叁美廣告公司均提起了上訴。

關於影院恢複營業後至合同解除前的廣告費用認定問題，上海一中院經審理後認為，在法律適用方面，雖然本案事實發生於《民法典》生效前，但符合有利溯及適用《民法典》的條件，故本案應適用《民法典》中關於情勢變更的相關規定，理由如下：

一是瑞星影院複工後仍需遵循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並未完全恢複至疫情前的正常經營狀態，這是當事人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情形，且此類疫情防控要求多由國家根據疫情防控形勢動態調整，並不受市場調節因素影響，不屬於商業風險。

二是上座率、排片量均是影響廣告投放效果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合同目的的實現。因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影院的營業時長、排片數量在客觀上受較大限制，屬於合同的基礎條件發生重大變化。

三是影院複工後受疫情防控政策影響，開放的影廳數、電影場次數與正常履約時已有明顯差異，繼續按合同約定的固定廣告費用進行支付對叁美廣告公司而言有失公平。

而適用情勢變更後，在當事人已經重新協商，但協商不成的情況下，基於公平原則，上海一中院具體考量以下因素對合同進行變更：

一是當事人的過錯程度。叁美廣告公司在影院複工伊始未能及時提供廣告片源，符合情理。瑞星影院在未得到片源的情況下自行采取一定的減損措施，也無不當，且瑞星影院為確保合同繼續正常履行，曾多次提出可以減免一定期間的廣告費，系誠信守約行為。

二是市場變化程度。受疫情防控政策影響，影廳數量、放映場次、排片量和觀眾人數都需遵照防疫要求進行調整，直接影響著電影院的營業效果和廣告投放效果，屬於市場變化程度較大的情況。

三是當事人預期利益。在情勢變更的情況下，雙方已經進行了重新協商，均提出過減免一定期限50％廣告費的履行條件，可以推定雙方對於影院複工後一定階段內合同履行效果會受到減損均具有一定的預期。

（以上公司名均為化名）